聊聊颜宁二次回国

不久之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宣布将再次回国，准备创立深圳医学科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颜宁的前期科研生涯还是比较顺利的，跟着施一公回国碰上了好时候。难得有个美国一流大学的教授回国，不管他做的东西有没有实际用途，对国家建设有没有帮助，科研经费的要求基本还是都会满足，政治方面的要求也会开一开绿灯。这些优厚的条件，即便是国外最顶尖的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都不可能具备的。

某些学科，比如生命科学，的科研，从某种程度上讲，和冷兵器时代打仗比较相似。要想打胜仗，将领的智谋尚算其次，更多的依靠的是钱粮和后勤。谁的钱粮多，谁的后勤好，就能有更多的几率打胜仗，即便将领并不出色甚至无能。比如说，清朝雍正时期的年羹尧，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指挥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将青海地区完全纳入清朝版图，战功赫赫，晋爵一等公，位极人臣。但是，即便如此，年羹尧在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将领里也根本排不上号。年羹尧成功的背后，并不是因为他的将才有多出众，西北大军对付区区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叛军，竟将国库几乎掏空。这不得不令人怀疑，这么一仗，换另一个沉稳的将领，用同样的资源，也是能够成功的。生命科学的研究，也与之类似。谁的科研经费多，就能养更多的人，用更好的仪器装备，有更高的几率出科研成果。科研成绩和科研经费的关系，有点像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不大说的清谁先谁后。但比较常见的是，一个生命科学科研人员，即便能力才华比较平庸，因为偶然的一次成功，或者有贵人提携，从此就平步青云，经费充足，科研成果呈指数式的增长（虽然大多数都是意义不大的成果）。

就是在那个要什么国家就给什么的环境下，施一公和颜宁的科研流水线（对，就是流水线“这么简单”）飞速扩张，他们两人站在科研管理层的顶峰，靠着手下大批学生和学者的辛勤，收获了和付出不成比例的名誉和利益。他们的科研成果有广度，有热点，有一些基础意义，但偶然性比较强（人多的话偶然性也就变成了必然性），缺乏深度和延续性，不然也不会被叫成流水线了。

历史车轮滚滚，人和人之间又是如此的相似。任何人成功之后就想变得更成功，想进一步证明自己。在跟着施一公回国取得不凡的成就之后，颜宁进一步就想证明自己离开施一公完全靠自己单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于是，颜宁 2017 年又回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自力更生，精神可嘉。不过，似乎颜宁自立门户之后，科研方面不能说是完全顺心。除了普林斯顿大学给的一笔科研启动资金以外，每年也就只有 NIH 资助的 30 多万美元做钙离子通道的结构研究（颜宁并无 NSF 基金），这对于膜蛋白的结构研究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我至今还记得我做膜蛋白分离纯化的时候用 Detergent 不小心用的多了换来 PI 一顿臭骂）。如今快到了 2023 年，启动资金想必已经用完，因为 DeepMind 的 AlphaFold 对结构生物学的强大冲击，结构生物学手艺不再吃香，申请新的经费做结构生物学会变得更加困难，其后续的经费将完全不足以支持其现在十个人左右规模的实验室（即便是十个人，这也比她在清华的时候的规模要小的多得多）。

这时候，不知道是郎先有情还是妾先有意，颜宁又碰到了一次新的回国的机会。这次给她新造一个全新的研究院，科研经费虽不能说是取值不尽，但和她现在一年 30 多万美元的经费比，多个 10 到 20 倍是最起码的。另外，就算以后不再想做结构生物学甚至科研了，也没有别的技能和手艺，但是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要职，靠自己建立的人脉和关系，去药厂蹭点大钱，或者从仕，都是问题不大的。

我还是羡慕一百多年前的科研环境，没有内卷，没有靠科研发财，没有靠科研从政，一个人，一支笔，算出了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